2015年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人民币将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毫无疑问已成这一年国际金融领域最具标志性的事件。

在此之前，自2008年金融海啸后呼吁已久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实际上进展一直乏善可陈。其中最主要问题之一，就是2010年便说好的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让渡在IMF持股权的事儿，因为美国国会不配合，迟迟不能兑现。

不过，由中国作为主要设计者和牵头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造的步伐，在此期间并未放慢，通过创建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发展银行、金砖储备库等新的多边机构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改造国际金融体系的固有运转模式，尝试进行新的制度建设。

在法国兴业银行(17.24-0.29%,买入)首席经济学家卡尼尔（OliVierGarnier）看来，中国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新的制度建设，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高话语权，但难以打破原有国际金融体系，新的制度建设只能作为原有体系的补充。

制度性缺陷与新国际货币身份

在对上一轮金融海啸的全球反思中，美元作为主要本位货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并由此造成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以及各国对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等困难。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危机必然呈现周期性，美联储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与美元贬值也是周期性的。

要推动不合时宜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必然要从国际货币体系、资本流动监管、汇率制度、宏观政策协调、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责任等方面着手。

法国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卡尼尔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表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三大公认缺陷：首先就是主要储备货币美元供需不平衡。作为全球唯一主要储备货币的发行国，美国经济占全球GDP的24%，但全球42%的主权债务、52%的银行贷款和64%的国际储备都是用美元记账。美元受到美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牵制，导致全球储备货币供需难以平衡。其次，全球范围内资本流动极不稳定，而且缺乏监管框架。第三，缺乏自动调节机制。危机发生时，金融市场体系无法实现自我调整，导致风险急剧累积。

卡尼尔指出，前述状况下首要就是协调，但回过头看，现在的七国集团已经不再具有这方面的相关性，二十国集团也并非一个可以讨论货币体系发展的合适平台。

在他看来，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变化的总体趋势是，美元仍将在很长时间内居主导地位，但会逐渐趋弱，国际储备货币向多极转化。

“我更希望看到现有国际货币体系转移到多元化的货币体系，这肯定要花很多时间，”卡尼尔说，“如果现在我们有三种储备货币而不是一种，流动性就会更大。但是不管怎样，美元还是会继续在很长时间内作为主导货币，如果没有外力推动，这个改变的过程将非常缓慢。”

随着2016年10月被正式纳入SDR，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资产的技术障碍已扫除；加入SDR也将倒逼中国金融市场加快开放、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而中国不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主动参与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

卡尼尔认为，中国必须优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中国现在生产很多产品，但是可以投资的金融资产好像并不是特别多，”他说，“中国需要发展一个非常大的国内金融市场，包括主权债券市场。”

他还建议，中国用外汇投资于美国国债的做法，慢慢可以用私人投资代替，以增加私营部门流动性，也可以投资于更多样化的资产类别。他称，并不担心中国的外汇储备因此而减少。

据渣打银行估算，已有高达70家央行把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人民币，这些资产分布在中国境内和一些离岸市场；随着全球储备重新分配，有望看到人民币在全球储备中的比例达到两位数，资金流入介于8000亿至1万亿美元，数额超过离岸人民币市场十年发展积累起来的贷款总量和债券余额总和。

货币互换安排的特殊意义

除了将逐步形成以美元为主导的多元储备货币格局，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另一明显趋势性变化是，国家间越来越多启用国际货币互换安排。

2008年金融海啸后，随着美元不断贬值，为维护本国货币安全，很多国家开始签署货币互换安排。继2009年4月美联储与英国央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瑞士央行联合宣布货币互换协议之后，2013年10月这五大央行加上加拿大央行又宣布将现有临时性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长期协议，各家央行都可在自己司法辖区内，以另外五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提供流动性，显示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已形成一个长期、无限的多边储备货币网络。

目前中国央行也已经与33个国家签订了总值约3.1万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

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成要件即储备货币选择、汇率制度安排和国际收支协调机制。当某国需要额外流动性时，可以启用这种互换协议。通过货币互换安排这种机制，既给相关国家央行提供了货币流动性，又降低了其对储备货币的需求。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日前在伦敦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大的矛盾就是全球主要贸易依赖于主权国家的货币，而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指美国），却很难在为全世界提供这个流动性的同时，保证其货币币值的稳定。

“当前情况下想改变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但是美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货币，本身也遇到难题，”吴晓灵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考量尽管最主要是美国本身经济情况，但也不得不顾忌其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看看美联储加息对于国际市场资金流动的影响——一国货币政策对于全球产生这么大的外溢影响，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两国双边贸易结算时，可以多用一些本国货币？”

在早些时候于伦敦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金融合作会议期间，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遵义在内的一些学者提出，当前应鼓励更多国家使用本币进行贸易结算，而且不要仅仅局限于双边协定，如果有合适的结算系统，也可以用于多边协定。

吴晓灵同意上述观点。她称，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遇到很大挑战但一时间又难以彻底改变的情况下，提供包括人民币在内的更多结算货币供选择是“唯一的办法”。

“所谓人民币走向国际，也不是央行一定要把人民币变成国际货币，而是在中国和世界经济交往过程中，大家有了这种结算需求，”她说，“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尊重交易主体的选择，为他们提供方便，在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也可能会探索出一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道路。”

吴也特别指出，人民币要真正作为国际货币，最重要的是要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市场改革，这样才有更多人愿意接受人民币，也会使更多人获得人民币后能有好的投资去处。

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数据，人民币2015年中已超越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最常用的支付货币。以价值计，人民币7月在全球支付中占比2.34%，8月升为2.79%，高于日元的2.76%。

目前人民币在中国自身贸易结算中占比24.6%。渣打银行预计，到2017年，该比例将上升至38%，2020年更升至46%。这意味着到2020年中国每年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将超过2.6万亿美元，是2011年2120亿美元总额的逾十倍。

“一带一路”助力人民币

成国际储备货币

国际市场围绕某种货币进行的交易活动，其实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市场对该货币的信心。人民币能否成为受欢迎的国际储备货币，最终也要取决于国际市场对其接受程度。

而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与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合作，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融资活动中使用比例以及作为区域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就成为顺势而为之举。

迪拜投资公司Abraaj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ArifNaqvi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充满兴趣，他希望自己的公司可以凭借过往在新兴市场上的成功投资经验，成为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市场的桥梁。

在他看来，未来十年，中国将主导全球经济，也是新兴市场中对外投资的主要资本提供者。他称“一带一路”是最聪明和创新性的战略，投资规模是“马歇尔计划”的50倍，相当于约1万亿美元，接下来三十年，新兴市场国家都会从中受益。

“一带一路”将为人民币贸易结算体量带来巨大发展空间，该战略实施过程中建造的大批基础设施，也将催生新一轮金融需求，推动离岸人民币更多使用和跨境流通。

渣打集团主席JohnPeaCe称自己也对“一带一路”充满热情，“这肯定会成为下一个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动力，也必将改变亚洲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