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15年，以增长中枢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缓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新常态进一步强化。从成因看，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放缓是前两个新常态的衍生结果，并加固了前两种新常态。由此，各国对复苏利益的争夺更趋激烈，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全球化推进缺乏统一行动。全球化放缓又反过来对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冲击，造成进一步的增长拖累；而由于新兴市场融入全球化的边际收益高于发达国家，全球化放缓又导致了多元化退潮的进一步深化。

2015年行至尾声，在广泛分析各类政经事件和宏观数据的基础上，笔者发现，以增长中枢下降、多元化退潮和全球化放缓为核心特征的全球经济新常态进一步强化。新常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新”，全球经济外在的演化趋势和内在的运行机理都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征，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将立未立”。在秩序转变过程中，不确定性广泛存在，增长规律、市场法则、变量关系、预期机制和博弈均衡都不断发生着经典理论和传统经验难以解释的变化，地缘政治动荡频繁，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二是“常”，全球经济运行发生超预期的变化，这并不是短期现象，而是不断被确认的中长期态势。

市场永远是对的，需要修正的是预期。放下对旧秩序的执念，认识新常态、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政策决策者、投资者和消费者“顺势而为”的前提。

新常态特征一是增长中枢下移。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段失落时光，复苏力度羸弱，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弱于趋势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的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有望实现3.12%的增长，增速较2014年下降0.3个百分点，弱于1980年至2014年3.5%的历史平均水平，及2008年至2014年3.28%的危机平均水平。IMF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56%，鉴于IMF一直表现出明显“过于乐观”的倾向，笔者对2016年全球经济能否回到趋势水平以上充满疑虑。

二是弱于预期水平。全球经济复苏一段时间以来的表现始终令人失望。在10月的预期更新中，IMF将2015年和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较7月均下调了0.2个百分点；还将2015年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增长预期较7月分别下调了0.1和0.2个百分点，将2016年两者的经济增长预期也较7月均下调了0.2个百分点。

三是覆巢之下难有完卵。笔者利用更新后的WEO数据库测算，在IMF有统计数据的188个经济体中，2015年，有115个经济体经济增长预估值低于其1980年至2014年的历史平均水平，有107个经济体增长预估值低于2014年；全部188个经济体的增长预估值低于历史水平的平均幅度高达1.07个百分点；而即便根据IMF习惯性“过于乐观”的预测，2016年全球188个经济体经济增速还将低于其历史水平平均0.05个百分点。

IMF将全球经济复苏羸弱的短期原因归结为总需求疲软、政策乏力、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前期信贷过快增长的负面效应和政治动荡。笔者认为，弱复苏的根本原因是增长中枢下移成为新常态。

新常态特征二是多元化退潮。以2010年为分界点，全球经济多元化从涨潮变为退潮，“发达国家向下、新兴市场向上”的趋势被“发达国家向上、新兴市场向下”的趋势所取代。多元化潮起潮落的关键指标，是新兴市场经济增速领先发达国家的剪刀差。2000年，这一剪刀差为1.77个百分点；随后一路上升，2009年达到6.55个百分点的峰值；2010年起逐渐下降，2014年降至2.79个百分点；据IMF10月最新预测，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分别为3.97%和1.98%，剪刀差降至1.99个百分点，创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危机以来首次低于1980年至2014年2.18%的历史平均水平；2016年，IMF预测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将实现4.52%和2.23%的经济增长，剪刀差有望小幅回升至2.29个百分点，即便如此，这一水平还将显著低于2014年。

数据表明，2010年以来，多元化退潮渐成新常态。2015年，退潮进入“高潮”，不仅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剪刀差创15年新低。两者的边际变化也呈现出大范围此消彼长的态势:根据IMF的预测，2015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速较2014年提升0.2个百分点，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却是较2014年下降0.6个百分点；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速分别较2014年提升0.2、0.6和0.7个百分点，俄罗斯、中国、巴西和南非经济增速却分别较2014年下降4.4、0.5、3.1和0.1个百分点，印度经济增速持平。

根据2014年哈佛大学CArmenM.Reinhart和KennethS.Rogoff一项研究，发达国家走出全球性危机一般需要7年，新兴市场则需要13年。这也就是说，从历史角度看，此消彼长的多元化退潮或许会持续至少6年。

新常态特征三是全球化放缓。作为一种内生趋势，全球化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倒退，但全球化放缓却渐成新常态。全球化放缓表现为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动荡、要素流动滞涩、以邻为壑氛围加重等多个层面，最重要的表征是国际贸易增速放缓。看长期数据，全球化放缓始自2012年。1980年至2014年，全球贸易平均增速为5.43%；2010和2011年，全球贸易增速高达12.52%和6.67%；2012年骤降至2.91%，随后几年也始终低于历史均速。IMF预测，2015年，全球贸易增速为3.18%，2016年有望小幅回升至4.08%，但依旧低于历史平均增速。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出口情况基本和全球趋势类似。全球化放缓的态势自2014年以来快速恶化。地缘政治动荡加剧，乌克兰危机、ISIS恐怖主义和希腊退欧危机相继引致市场恐慌；国际政策博弈逐渐趋向“囚徒困境”，竞争性贬值不断加码，国际金融秩序受到巨大冲击；国际贸易则进一步放缓。

从成因看，某种程度上，全球化放缓是前两个新常态的衍生结果，并加固了前两种新常态，形成一种新常态内部恶性循环、整体自我固化的态势。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降和多元化退潮背景下，各国对复苏利益的争夺更趋激烈，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全球化推进缺乏统一行动。全球化放缓又反过来对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冲击，造成进一步的增长拖累；而由于新兴市场融入全球化的边际收益高于发达国家，全球化放缓又导致了多元化退潮的进一步深化。